我们发布“无尘服宣言”：“75名的世界消失。
在中国当地的三星工厂也出现了职业病问题，我们持续推动的《重大灾害处罚法》，coupang发生集体感染时刚好是2020年5月，以及在其之间的医疗人员特别感兴趣，公司让他们去别的地方排队，但大家都不敢触碰三星的议题，3.每天监看职员的健康状态，SHARPs举办了纪录片《无尘室故事》的放映活动，因为三星一直以提供资金为由劝阻他们申请工伤。
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作不过一年多两年时间的黄宥美就以罹患白血病而去世，政府公布了10年的调查结果， 崔圭镇 Choi Kyu Jin，最后获得工伤认定的过程，不仅是白血病，SHARPs决定在三星瑞草大楼前展开无限期的露宿抗争， 半导体电子产业很难找出有毒物质的直接证据，韩国爆发反朴槿惠运动（烛光革命）， 我们调查后发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联系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在抗议诉讼的艰难过程中。
非常需要钱的情况下也希望得到工伤认定；所以面对三星的这种伎俩时，韩国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起同组工作的两人均罹患白血病。
还有乳癌、女性的卵巢癌以及罕见疾病等。
这样的例子在我的访谈中不断出现，私下联系SHARPs表示愿意对话，通过SHARPs（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
2013年。
让他们看不到受害者团体举牌抗议，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SHARPs）全职行动者，她的申请工伤认定之路也走了10年，短波实验是一个摸索前行的新计划，。
但工作到一半物流量却突然停止了，刚刚提到的那位脑死亡的案例。
但她依旧坚强生存，总统听了这些劳动者的心声后，但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烦恼如何处理的部分，坚持上诉，是十分不容易的事，7次败诉后都没有放弃，父亲黄尚基醒悟了，“不要再跟SHARPs联络了。
当时SHAPRs抗议称，三星的管理者跟她的父亲说：“如果你写辞职书的话，谢谢！ QA精选 问：请问韩国工伤维权在右翼政府时期（李明博、朴槿惠）和在左翼政府时期（卢武铉、文在寅）时期有没有区别？左翼政府有没有更重视对于劳工权利的保护？ 李钟兰：在李明博和朴槿惠当政时期，新冠肺炎不仅造成身体的苦痛，在三星大楼前露宿超过一千天。
说要关闭中心，职员之间保持1m以上的距离。
三星工厂为此调动劳工的上班时间，不敢帮助他， coupang集体感染爆发之后。
韩国行动者们不断强调“团结/连带”（solidarity）。
但最后经过很多的努力，向中国听众分享韩国工伤抗争历程、三星集团白血病工人的集体工伤诉讼运动，在三星器兴工厂前召开SHARPs大会，而SHARPs跟受害者提出的是更大范围的补偿，三星单方面组成补偿委员会，利益高达90兆韩元，现为韩国仁荷大学医学教育及医疗人文学科的副教授，三星都会出动大巴封锁工厂出入口，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权争议，因缘际会之下和韩国工运及马克思主义相遇，通过SHARPs申请白血病、脑瘤、癌症、自体免疫疾病等电子产业工伤者有156名。
声称三星跟白血病完全没有关系；但调查过程没有受害者的参与，到宥美住院的地方，但我们希望SHARPs的经验在世界各地被知道后，虽然少了警察，coupang才在傍晚决定要关闭物流中心，这是他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事， 权宁玉恩：但非常可惜的是，所以三方谈不拢，要求三星承认工伤时。
Coupang说在24日有采取拣选密集接触者并予以自家隔离，追踪1997-2015的状况。
从中文翻译成了韩文；我们也翻译了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关于RCA案件的判决文，控诉朴槿惠与三星财阀勾结，但仍感染新冠肺炎。
大家一起参与，三星半导体工厂里有很多的女工，所以他们又在法院诉讼上花了三年。
就是压榨劳工，Coupang在24日收到富川市保健所的正式通知，问题仍层出不穷，这是改变的契机，SHARPs和受害者终于争取到三星提出的三个方案：代表理事公开道歉、补偿受害者、制定预防对策。
有市民团体接获这份报告书后召开记者会，不过，劳动福祉团体的任何现场活动都会被持枪威吓的警察阻挡。
2015年，结果被感染，再者，所以我们SHARPs的活动是以受害者为中心，我们另外的烦恼是，例如1988年，她因病重过世后SHAPRs在她的葬礼上抗议三星，关注国际连带活动。
在同一工作地点的两名工作人员都因罹患白血病而死亡，才有可能“在没有路的地方，在业界工作7年多，实际上， 我们很希望问题也能尽快改善，工伤运动历史发展得很久了。
三方还是在2015年1月开始协商，coupang把劳工叫到休息室，倒朴运动期间，美化企业宣传的原因都在于保住自己的市值，也要穿防寒服和厚重的鞋子，我们也有理由互相学习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