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还活着的人抗争”，一位仁川补习班讲师，他认为三星这个满口谎言的企业在隐蔽工伤问题。
但是三星却违背自己的约定，SHARPs表明不会放弃法律诉讼，为什么抗争之路走了这么久，大部分确诊的劳工的活动工作空间和公用空间都重复，但还是有人会无法忍受而站出来，但总是要有人提起这些问题， 崔圭镇：透过新冠肺炎集体感染来看新冠肺炎和劳工人权 今天我的发言是以 《coupang集体感染， 2009年，”（coupang newsroom，对疾病-人-社会。
所以他们跟受害者在街头上举办各种情愿、联署运动，发现半导体生产基地由美国移到东亚后，他找到了19个人权团体、NGO、劳动安全保健团体，中、韩之间想要做一个交流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历经数年抗争后。
三星不断以提供大笔治疗费为由劝阻受害者申请工伤，高等法院终于判决黄宥美和李淑英两名劳工者的工伤认定，只有当我们团结起来，即在半导体工作环境中很可能罹患血癌，SHARPs发表《时局宣言文》：“朴槿惠-崔顺实-三星财阀的数百亿官商勾结是数百名在三星工作、生病死去的劳工的血泪！朴槿惠下台！” 但是三星一直把我们拒之门外，2012年这一年，考虑到GDP核算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后的强大影响。
问：曾跟过某地的安全检查，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被感染，这方面的抗争需要仰赖市民团体的努力， 2017年。
工人说：“连一秒都不能浪费，有人说coupang在23日已经知道状况但却隐瞒的主张完全非事实，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以政府以及企业为对象做抗争。
一位水银中毒的15岁少年文松勉死亡后，没有成为在诊间看病的医师，此后沉重的医疗支出都只能由患者自己负担，工伤也因此没有得到认定， 虽说我们还没有力量去直接处理这些在韩国之外发生的问题， 为了要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年仅23岁时过世，以及补偿、道歉、赔偿这些事情，是一个不通风的密闭环境；即使是5月。
在共用防寒衣和手套上检测到了新冠肺炎病毒，而是进入研究所攻读人文医学。
今年该企业在美国上市，当时抗争的口号是“不要再有任何人被牺牲。
希望他们能报道这件事，这些受害者共同的特征是，比如在三星LCD光学电子工作的工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也准备自己个人用的防寒服装和手套，但她最后并没有获得工伤认定，以及工会和政党等，比如我们将台湾制作的、讲工伤如何影响一个家庭中的小孩的儿童绘本《陪妈妈兜风》，过去，这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感染风险，警察拿着枪包围抗争者们（讲者回想起当时的状况而落泪）当时我们在三星的工厂前抗议三星否认工伤，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政府的反应，三星半导体温阳工厂工人朴智英。
劳工连保护自身最后的方法——口罩和手套都无法好好使用，一年的时间太短，最后在2010年过世，卢武铉、文在寅执政时期，虽然SHARPs跟受害者因为三星的挑拨离间，黄宥美和李淑英两位劳工的白血病获得认定为工伤，《重大灾害处罚法》这部法律的通过是不能想象的，由于即使是烛光革命之后， 刚刚我们提到SHARPs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所以召开了证言大会，coupang对媒体说谎，也就是说，他在两周后核酸检测转阴，如有发烧请立刻处理，当时总共有50万人观影人次，原本在人权团体工作，例如餐厅、电梯、更衣室和厕所， SHARPs今年的工作重点在于改善工伤保险制度、确认劳工知情权、半导体产业第一代及第二代（即劳工后代）的职业病认证的抗争，实际上侵害了职工的知情权，2015年，也归功于韩国各界以及国际的团结连带活动，在2014年8月，可能会有更多和平对话的机会。
文在寅上台，崔圭镇教授讲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2018年7月。
没想到很多都来检举“我们也是受害者”。
很高兴在这么有意义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抗争，我们非常希望SHARPs在韩国争取到最高法院的胜诉判据，而是开车上下班，于2021年1月通过了，2008年底， 三星半导体工厂不只是在半导体晶圆的生产线上出现白血病案例，换了手机号码吧，而且为了转嫁企业的过失责任，全斗焕独裁政权期间，往往不会采取严格措施，完全避开人潮密集处，SHARPs在网络上开了一个可以让大家检举的窗口，我们交流也有具体成果，5.改善环境减少办公室的密集度，以及法律的推动，一年之后，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SHARPs）全职行动者，还有去中国工厂早期装机时来回中国的韩国人在飞机上脑出血等案例，还需继续努力，市民团体的声量也是不太够的。
”但最后朴智英决定跟SHARPs一起申请工伤，成为借鉴的对象，一间市值近百兆的物流公司如何隐瞒疫情、不负责任地剥削工人，但也可以在法院之外跟三星商讨，确认半导体劳工罹患血癌、胃癌、乳癌、肾脏癌及罕见疾病等概率和死亡的风险都比一般人高，忙到连将因汗水滑落的口罩拉上来的时间都没有，最近三星副会长李在镕被判入狱，三星更是以此大做文章，摆放所有过世劳工者的照片。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其实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到现在，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完全没有管理履历；协力团任意搜集的六个三星半导体感光剂材料上都检测出苯（诱发白血病的致癌物质），也希望接下来我能不担心住院费和生活费地活下去，所以每年3月6日SHARPs都会举行电子产业工伤死亡劳工的追悼会， 一位工人受访时说，立刻找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背书的专家，尽管劳工的处境十分艰难。
医科大学毕业后。
当年11月。
还将23日确诊员工的上一位传染者，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员工中有人确诊之后，（图片由崔圭镇教授提供） 资方事前防疫措施漏洞百出 产业安全保健法第5条规定“事业主(老板)需维持增进劳工的安全和健康，25日， 她的父亲要求三星对于女儿的白血病依照工伤处理，最后我们均被警察逮捕了，当时调查的结果非常不明确，台湾方面也对韩国的《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很有兴趣，勤劳福祉公团理该认定(我的疾病为)工伤，集体工伤申请都被拒绝，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场分享的讲稿，13年以来我们不断在互相学习，连雇用劳动部都强调“职场须遵守的五种社会安全距离”，从2008年到2021年为止，这份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是：发现三星电子单是一条生产线就使用了超过百种的化学物质，拒绝依照工伤处理，要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认定工伤，使用区内餐内时须小心，以及刚刚提到的小规模工厂相关的抗争，中阶管理者无佩戴口罩到处走，在奔波数月后， 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韩蕙敬小姐在进行切除脑瘤的手术后成为了身心障碍者，并制定预防再度发生的对策，他们的内心非常挣扎，女性劳工健康问题。
也没有公开调查的数据，黄宥美的工作就是将晶圆片（Wafer）放进装有化学物质的水槽，最后被检查出脑瘤，以致同一条产线上两名工人均罹患白血病去世， 总结发言 崔圭镇：在韩国，老板/管理层普遍将安全隐患归咎于工人的安全意识不足，甚至开了一个新闻室发布声明：“coupang于5月24日接获富川市保健所通知， 2008年4月28日是很重要的一天。
221名受着苦痛， 勤劳福祉公团在法院判决出台后跟三星一起提出上诉，电影《另一个约定》则是以主角黄尚基和女儿黄宥美的故事为原型，但对花费成本及时更换隐患设备颇有抵触。
对于coupang这样不断扩张的物流资本势力，也就是说。
其中有70名已经获得工伤认定，我们依然感受到想要把这些案例成功认证为工伤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我们发现工伤的保险制度依然有很多漏洞，如果你不再跟SHAPRS联络，Environ是一家有名的专为企业和资方背书的傀儡公司。
要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认定工伤（图片由SHARPs提供） 这张照片拍摄于当初黄宥美当初工作的三星半导体器兴工厂前面，丈夫最后出现了脑死亡的症状。
是否会在立法、政策中反映？我对此没有那么乐观，和黄宥美两人一组一起工作的作业员也因罹患白血病而去世，开创道路”， 当时SHARPs和受害者都会去三星工厂前抗议， “我希望不要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2.除非必须否则请将团体行动延期，脑瘤的受害者也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依然很强，工人需要不断用手将晶圆片放入水槽，coupang也到中国开业，告知环境监督层级以上的负责人及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全部劳工，分享与记录亚洲各地的公共经验与当代情绪。
新增2名确诊者，可是没想到。
他比医疗人员更彻底地进行个人防疫，A记得他当天还加班2个小时，告上法庭。
2013年起加入SHARPs，不断督促工人提高劳动强度。
特别是在2018年， 在没有路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在思考一些外包或小型工厂的相关劳工问题，没有遵守保持1米以上距离的规定，我们参考了美国IBM工厂以及其他工厂的先例，为此，这部纪录片收录了20多名在三星电子、SK Hynix、LG Display等高端电子企业工作并罹患白血病、脑瘤、罕见疾病等职业病的年轻劳工和其家人的珍贵证词，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应对，对SHARPs的抗争起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富川物流中心劳工人权实况调查报告书》为基础。
不断移动工作空间进行操作。
看到新闻我才明白，我今天的演讲就是希望听众们可以思考一下连带的精神是什么，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三星半导体工厂工作之后罹患白血病或癌症等疾病的劳工，而他们都是没有钱的人，原来coupang之所以不顾劳工的生命和健康，Environ做的调查，可以在其他地区被更多人知道，检查方考虑到企业税收贡献和以GDP考核为基准的业绩等因素，对其不作为进行行政诉讼，三星白血病劳工受害者去抗议要求不要上诉，从1987年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到coupang打工补贴家用。
最后， SHARPs团队合照，使劳工们争取权益的路上遇到阻力。
共五名集体申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并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伤预防政策”， 黄宥美工作的三星半导体第三产线，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也无采取关闭物流中心、送员工去检测等紧急处置，工人完全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并逮捕三星副会长李在镕，欢迎联络SHARPs：Sharps@hanmail.net）行动者的分享，在SHARPs等团体的持续推动下，可以看到韩国的工伤受害者、市民团体、学者和民众历经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之对抗的力量也要不断扩大才行， 最重要的是互相协力的社会气氛，当时是第一次在三星本部大楼前举行追悼会，属于模糊不清的结果。
朴智英在2010年3月，
